革命家忆・牢狱生活

彼得保罗要塞——我的牢房——牢房中的体操——哥哥回国为我料理一切——我可以在狱中著述——我所读的书——狱中生活之单调——我的哥哥被捕——狱中的叩壁通信——尼古拉大公来访

原来这就是那个可怕的要塞。近二百年来，俄罗斯的真命脉就在这里损失尽了，圣彼得堡的人一提到这个名字无不压低了嗓音。

在这里，彼得大帝曾拷打过他的儿子亚历克西，而且亲手杀死了他；在这里，塔拉加诺瓦公主曾被囚禁在一间牢房中，一次发大水时房里淹满了水，怕溺死的鼠群便往她的身上爬；在这里，可怖的米尼奇曾用毒刑拷问他的仇敌；在这里，女王加塞林二世曾把那些责备她谋杀亲夫的人活埋了。彼得大帝以来一百七十年间，这个立于涅瓦河畔、面对冬宫的大石头城的历史，是一部谋杀拷打的历史，一部人被活埋、被慢慢处死，在阴暗潮湿的地牢被逼得在孤寂中发狂的历史。

在这里，那些在俄国首举义旗，主张实行共和，解放农奴的十二月党人最早遭受殉道的苦刑，他们的遗迹至今还留存在这“俄罗斯的巴士底狱”中。雷利叶夫与谢甫琴科两位诗人、陀思妥也夫斯基、巴枯宁、车尔尼雪夫斯基、皮沙列夫以及其他许多当代第一流的作家都曾在这里度过铁窗生涯。

在这里，在亚历克西半月堡中还囚禁着涅恰叶夫，俄国政府把他作为习惯法罪犯从瑞士政府引渡过来，然而到手后却把他当作一个危险的政治犯看待，他永远不能再见天日了。在这半月堡中还有两三个人，据说亚历山大二世因为他们知道别人所不应该知道的某一宫廷秘事，便下令把他们终身监禁在这里。我的一个朋友近来曾在这里看见其中的一人，已经有一大把花白胡子了。

这一切的暗影都出现在我的想象中。然而我的思想却特别集中在巴枯宁身上。巴枯宁在1849年被捕后先囚于奥国监狱两年，用镣锁在墙上，两年期满，再引渡给尼古拉一世，这个铁腕沙皇又把他在这里监禁了六年。暴君一死，他便遇赦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他度过了八年的监狱生活，走出这里，往西伯利亚去的时候，依然充满了勇气与活力，而且为他的未入狱的同志们所不及。我于是对自己说：“他熬了过去，我也必须如此；我决不死在这里！”

我的第一个动作是走近窗户。它的位置非常高，我举起手来也难以摸到。这是一个开在五英尺厚的墙壁上的长而窄的横窗，有一层铁格子和两尊的铁窗格，从窗里看出去，在十二码以外便是要塞的极厚的外墙，顶上的灰色岗亭还看得见。只有向上面看才可以看见一线蓝天。

我把牢房仔细考察了一番，我在这里究竟要住多少年，这谁也说不上来。从造币厂的高烟囱的位置看来，我猜想我是在要塞的西南角，面临涅瓦河的一个棱堡内。其实我所住的这一建筑本身并不是棱堡，在筑城术上应该叫做“内堡”；就是一个五角形的两层石造内屋，比棱堡的墙还要高一点，而且里面可以安放两尊大炮。我的牢房是安放一尊大炮的暗炮台，窗户就是炮门。阳光决不会穿过它射进房里来；便是在夏天，日光也会被厚墙挡住。房里有一张铁床，一张橡木小桌，一张橡木凳子。地板上铺了一层油漆过的毛毡，壁上糊着黄纸，然而为了使墙壁不能传声起见，他们并不把黄纸直接糊在墙壁上；黄纸是贴在帆布上面，我发现帆布又缝在铁丝格子上，后面再衬以厚毡，通过厚毡我才能碰到石壁。囚室的内侧墙边有一个洗面台，还有一道橡木厚门，门上开一个小洞以便递送饮食，另外有一道小缝，上面嵌着玻璃，外面钉着盖子，由狱卒随时启闭，这是专门用来侦视囚人的行动的，所以囚人便叫它做“犹大”，以比之于那个出卖耶稣的门徒。在走廊上，看守的狱卒不时揭开盖子往里看——每次他偷偷向我的门走近时，我就先听出了靴子的响声。我试和他谈话；于是缝里的那一对眼睛就现出恐怖的表情，盖子马上关闭了，过了几分钟，狱卒又把它偷偷揭起来；然而我总不能从狱卒那里得到一句答话。

四周鸦雀无声。我把凳子拖到窗下，站在上面望着我所能看见的一线天；我竭力想听出涅瓦河上传来的声音，或者对岸城里的市声，然而听不出。我开始觉得这沉寂有点难堪了，我试来唱歌，声音起初很低，以后渐渐地高起来。

我唱着我心爱的格林卡的歌剧《鲁斯兰与柳德米拉》中的一节，刚唱起“难道我竟要和爱情永别吗？……”

“先生，请不要唱，”一个低沉的声音从门上送饮食的孔里送进屋里来。

“我想唱，我会唱的。”

“你不许唱。”

“我非要唱。”

于是典狱来了，他劝我不要唱，否则便要向要塞司令官报告，等等。

我极力争辩道：“我既不说话，又不能唱歌，那么我的喉咙岂不会被堵住，我的肺岂不是成了废物了吗？”

“你最好还是压低了声音，或多或少对你自己唱罢，”这个老典狱用恳求的语气说。

然而这一切都没有用。

几天以后，我就失去了唱歌的欲望。虽然勉强试唱，也没有用。

我便对自己说：“现在最要紧的是要保存我自己的体力。我决不让自己害病。我假定自己是在北极探险，不得不在极北地方的一间小屋里住几年。我要作各种的运动，做体操，不要让自己为环境所毁掉。从房的一角走到另一角，约有十步光景，这已经不算短途了。如果我反复往来一百五十次，我就走了一俄里。”我决定每天走七俄里（约合五英里）。时间分配如下：

早晨两里，午饭前两里，午饭后两里，睡前一里。“如果我放十支纸烟在桌子上，每次走过桌前便移动一支，那么往来三百次也是很容易计算的。我应该急走，然而在角落里转身时却走得很慢，以免晕眩，并且每次转身必换一个方向。过后，我每天用这只沉甸甸的木凳作器械操两次。我一只手握着木凳的一只脚，把它高高举起来。我把它当作一只轮子似的舞着，不久我就学会把它掷过我的头上、背后，或穿过我的胯下由另一只手接住。

我入狱以后不到几小时，典狱便送了几本书给我看，其中一本是我的老相识、老朋友乔治·刘维士的《生理学》上卷俄文译本；然而我尤其想重读的这书的下卷，却不在里面。自然我要求他给我纸、笔、墨水，但他坚决不答应。除了俄皇亲自特别允许以外，要塞中的囚人是不许有纸笔的。这种被迫的无所事事使我非常难受，我便在想象中根据俄国史事编写成一系列通俗长篇小说，像欧琴·苏的《人民的神秘》那样。我决定了大体的结构、描写和对话，极力把全部小说从头到尾地记熟。如果我把这项工作继续做两三个月，那么我一定会精疲力竭——这是很容易想象的事。

然而我的哥哥给我弄来了纸笔和墨水。有一天他们把我带出去，要我走进一部四轮马车，随着从前押送我来要塞的那位宪兵军官到第三科去。到了那里，我可以和哥哥会面，不过旁边有两个宪兵军官监视着。

我被捕的时候，亚历山大正在苏黎世。他从小就想到外国去，因为在那里，人们可以自由地思想，自由地读书，而且可以公开发表他们的思想。他憎厌俄国的生活。他的性格的主要特征就是真挚——绝对的真挚和最开诚布公的坦白。他不能忍受任何形式的欺诈或者甚至自负的行为。我国言论之不自由，俄国人之甘受压迫以及俄国作家惯用的隐语，都是他的坦白真挚的性情所绝对受不了的。我从西欧归来不久，他便移居瑞士，决定在那里住下去。自从他的两个小孩死了以后（一个死于霍乱，患病仅数小时；另一个死于肺病），他更加倍憎恶圣彼得堡。

我的哥哥并不曾参加我们的运动。他不相信民众起义之可能，在他的观念中革命只是一个像1789年的法国国民议会那样的代议团体所起的作用。至于说到社会主义运动，他只接受用公开会议或公开讲演的方法进行，他不赞成我们所做的那种个人宣传的细致的秘密工作。如果他在英国，他会站在约翰·布赖特或宪章运动派一边的。如果1848年6月起义发生时他在巴黎，他一定会帮助那些坚守最后营垒的最后几个工人战斗；然而在其准备阶段他会追随路易·布朗或勒图鲁·罗林的。

他在瑞士时住在苏黎世，他同情国际工人协会中的温和派。在原则上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把他的原则于实际生活付诸实行，他的生活极其节俭、刻苦，他充满激情地从事他的伟大的科学工作，这工作是他的生活的主要目的，可以称之为十八世纪著名的法国百科全书派的《自然之概图》的十九世纪的版本。他不久就成了老亡命者P.L.拉甫罗夫上校的好友，在他的康德派哲学见解上，拉甫罗夫与他共同之点很多。

亚历山大得着我被捕的消息，马上把一切放到了一边；他的一生工作，他所必需的自由生活（自由之于他犹如空气之于鸟类，是不可缺少的），这些他都不管了，急忙回到他所憎厌的圣彼得堡，只为着在我的监禁期内可以对我有所帮助。

我们这次相会彼此都十分感动。我的哥哥激动到了极点。他看见宪兵的蓝色制服就生憎恨；他甚至当着他们的面公然表示他对于这些摧残俄国一切自由思想的刽子手之憎恨。至于我呢，我看到他回到圣彼得堡，心里便着实为他担忧，充满了不祥的预感。看到他的诚实的面容和他的洋溢着友爱的眼睛，并且听说每月可以和他会见一次，我感到幸福。然而我深愿他远离这个地方数百英里之外；不错，这一天，他是自由地到这里来的，然而不可避免的是有一个晚上，他会被几个宪兵押送到这个地方来。“你为什么到狮穴里来呢？马上回去！”我的整个儿内心发出呼喊。可是我又知道我一日在狱，他必一日不肯离去。

他比任何人更明白幽居无为的生活会杀死我，他已经为我奔走呼号，使我能够恢复旧日的科学工作。地理学协会要我写完我的关于冰河时代的书，我的哥哥就把圣彼得堡整个科学界搅了个天翻地覆，运动科学界来支持他向政府请求。科学院很关心这件事。最后在我入狱以后两三个月光景，典狱走进了我的牢房，报告皇上已经允许我写完我的给地理学协会的报告书，因此便可以给我纸笔和墨水。然而他又附加了一句“到日落时为止”。圣彼得堡冬季日落在午后三点钟，时间太短促了，但这没有办法。“到日落时为止”一语是亚历山大二世批准请求书时亲自加上的批语。

这样，我可以工作了！

我可以恢复写作了，此时此刻，我心里的快慰真是难以言传。只要我被允许工作，虽然只能靠面包与清水过活，只有最潮湿的牢房居住，我也甘心。

然而囚人中间可以使用文具的只有我一人。我的几个同志在监狱里等候著名的“一九三人案”的审判，等候了三年之久，其间仅一块石板做他们的伴侣。自然在那种寂寞得要死的生活中便是一块石板也是值得欢迎的，他们用它来作外国语的练习，或做数学上的演草。可惜，写在石板上的东西只能够存在几小时。

我的牢狱生活如今更有规律了。我有了目前可做的事。每天早晨九点钟，我已经走毕了第一次的环室三百步，只等着人把笔送进来。我为地理学协会准备的工作除了我的芬兰探险报告还要讨论应该作为冰期假设的根据。现在我知道我有充足的时间，所以决定把我的这一部分著作重写过，而且把内容加以扩充。科学院愿把它的珍贵的藏书借给我参考，我的牢房的一角便堆满了书籍与地图，其中有瑞典地质调查所的全部出版物，与伦敦地质学会的《季刊》全份，而且所有北极探险的报告也几乎齐备。我在要塞中把我的著作写成了两大册。第一册由我的哥哥与波拉科夫两人经手印行（编入《地理学协会丛书》），而第二册尚未彻底完成，我逃走时便落到了第三科手中。在1895年，原稿才被找出来，交与俄国地理学协会，再由该会送到伦敦我处。

在午后五点钟（冬日便在午后三点钟），狱卒把一盏小灯送进来的时候，我的钢笔、铅笔马上就被收去，我只得停止工作。过后，我便以读书消遣，所读的多半是历史著作。靠了要塞中几代的政治犯的努力，居然在这里积成了一个很完备的图书馆。狱中当局又允许我添置一批俄国历史的主要著作；我有了我的亲友们送来的书籍，便几乎读遍了俄国史上莫斯科建都时代的法令与文献集成。我不仅喜欢读俄国编年史，尤其是令人赞叹的普斯科夫的中世纪民主共和国编年史（也许在欧洲这一类中世纪都市的历史中它要算是最好的了），而且也读各种枯燥无味的记录，甚而至于圣哲的传记，因为这里面含得有群众的实际生活的事实，是他处所看不到的。我这时也读了大量长篇小说，甚至为自己安排了一个圣诞夜宴会。我的亲戚给我送来了狄更斯的《圣诞欢歌》来，我读着大小说家的美丽的名著，又哭又笑地度过了这佳节。

最可怕的乃是我周围那种坟墓一般的沉寂。

我用手敲墙壁，用脚跺地板，静听有无哪怕是最最微弱的回声，然而什么都听不见。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三个月……十五个月过去了，可是我从来不曾得着一声回答。当时，要塞中只有我们六个囚人，分居在三十六个暗炮台里面；至于所有我的被捕的同志，他们全数被囚禁在里托夫斯基——扎莫克监狱中。下级军官进我的牢房带我出去散步的时候，我便问他：“今天天气怎样？在落雨吗？”他偷偷瞅我一眼，不发一言就连忙退到门后，那里有一个狱卒和另一个士官在监视他。典狱是唯一的人，从他那里我能听到几句短短的话。他每天早晨照例到我的牢房里来问“早安”，还问我要不要买烟草或纸张。我想和他聊天；然而他也偷偷看着那几个站在半开的门内的士官，好像在说：“你瞧，我也受着监视啊。”只有鸽子不怕和我打交道。它们每天早晨和下午照例要飞到我的窗前把嘴伸进铁格子里来叼食物。

除了狱卒的靴子咯吱声，几乎听不见的“犹大”的盖子启闭声，和要塞礼拜堂内的钟鸣声以外，就再没有任何声音。礼拜堂的钟每一刻便鸣“上帝佑我”凡四次。每隔一小时大钟慢腾腾地响一回，报告钟点。随后我又听得一首悲哀的祷歌，且和之以钟声，每遇温度骤变钟声就会跑调发出不愉快的音调，听起来和葬礼时的钟声差不多。在凄凉的半夜里，祷歌之后更有“上帝保佑沙皇”，音符不大谐调。这一次整整响了一刻钟之久；这一完，马上又继之以“上帝佑我”，这无异于通知不眠的囚人说他的无谓度过的岁月又少去了一刻钟，而且这种无谓的生活不知要过多少这样的刻、时、日、月，他的狱吏，要不，就是死亡才会释放他。

每天早晨，我可以在监狱院子里散步半小时。这小院子是一块五角形的地方，外面围着一条狭小的石路，中间有一所浴室。我很爱这种散步。

在监狱里对于新印象的欲求非常之大，所以我在这小院子中散步时，屡屡望着要塞礼拜堂的镀金的尖顶。在我的周围，只有它是时常改换面目的。当太阳照耀在无云的天空时，它便像纯金一般发出金光；当一层浅蓝色的薄雾笼罩着全城时，它便带上了神秘的色彩；当乌云开始遮遍天空之际，它又成了钢灰色——这一切是我最喜欢看的。

在散步的时候，我偶尔会遇见典狱的女儿。她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她从她的父亲房里出来走到这建筑的唯一出口的拱门时，必须经过我们的院子。她总是低着头匆匆走过，好像羞为狱吏之女似的。她的弟弟却和她相反，他是一个军官学校的学生，我在院子里也见过他两三次，他总是带着很坦诚的同情的样子直视我的脸，很使我感动，我出狱后还向友人提过这件事。四、五年以后，那时他已经当了军官，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了。他加入了革命党，我想他一定还帮助过党人与要塞中的囚人通信。

对于那些不能在灯烛辉煌的大街上行走的人，圣彼得堡的冬季是很凄凉的。对于在炮台里的囚人自然更是凄苦了。然而潮湿比黑暗更坏。暗炮台异常潮湿，为了要除去湿气，便不得不使它过度的热，几乎把我闷坏了。可是他们答应了我的要求，减低我的牢房的温度，墙壁的外层又马上被水浸湿了，好像每天有人在壁纸上喷水一般。结果我便得了很厉害的风湿症。

尽管有这一切，我依然是很快活的，继续在黑暗中写字绘地图，用我在院子里拾得的一方玻璃片来削铅笔；我每天照例在牢房里走五英里，照例用橡木凳子作体操。光阴一天一天地过去。然而不久，来了一个悲惨的消息，使我几乎病倒。我的哥哥亚历山大被捕了。

在1874年12月尾，当局许我在要塞中和我的哥哥以及海伦姊姊会面，由一个宪兵士官在场监视。相隔长久后被批准会面，这总会使囚人与他的亲属非常兴奋。看见亲爱的人的面孔，听见亲爱的人的声音，——但又明知这只是片刻间的事。彼此觉得相离很近，而实际又相隔很远，因为虽有满腹的体己话儿也不能在一个外人、一个仇敌、一个密探面前吐露。而且我的哥哥和姊姊都很担心我的健康，阴暗的冬日与潮湿已经在我身上产生了一些影响。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分别了。

这次会见后一星期光景，我正盼望哥哥来信说我的著作印刷事宜，却接到了波拉科夫的一张短笺。他告诉我说此后我的著作概由他校阅清样，凡是关于印刷的事都应该直接与他接洽。单从这张短笺的措辞看来，我就马上明白哥哥一定出了什么事。如果是患病的话，波拉科夫在信里一定会提起的。于是我一天天地忧虑恐惧，我想亚历山大一定被捕了，而被捕之原因必然是为了我！我突然间丧失了一切生趣；生活对于我，一点意义也没有了。我的散步，我的体操，我的工作都失掉了兴味。我整天不停地在监房里踱步，只想亚历山大的被捕。对于没有结婚的人监禁并不算一回事，不过是个人的不便而已；然而他结了婚，又很爱他的妻子，他们夫妇还有一个儿子，他们把对于已死的两个孩子的爱完全集中在这个儿子身上了。

最难堪的是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他究竟做了些什么？为了什么被捕？他们准备怎样对付他？几个星期过去了；我的焦虑一天比一天深；可是没有消息，最后我辗转听说他之被捕是为了他给拉甫罗夫写了一封信。

过了很久，我才知道了详细的情形。他最后一次和我会见后，便写了一封信给他的老友，即当时正在伦敦发刊俄文社会主义杂志《前进》的P.L.拉甫罗夫。他在信里说他很为我的健康担忧；他又提到俄国最近的大批逮捕；他还毫不隐讳地表示出他对于专制政治的憎恨。这封信被第三科在邮局里扣留了，他们在圣诞节前夜便到他的家里去搜查。他们的举动较平时更为蛮横。已经过了半夜，他们一行六人闯进他的家，把东西都翻遍了。连墙壁也检查过了；他的孩子正在患病，被他们抱下床，仔细翻了一遍他的被褥。他们到底不曾寻出什么——其实本来就没有什么。

我的哥哥对搜查非常愤慨。他就拿出他的习惯的坦白态度对那个指挥的宪兵军官说：“上尉，我一点也不怨恨你。你不曾受过多少教育，你不大明白你做的是什么事。”他又掉过头对检察官说：“然而先生，你呢，你知道你在这事件中的作用。你受过大学教育，你知道法律，你也知道你在践踏一切法律，你到场来掩饰这些人的非法行为；你不过是——一个无耻之徒。

他们切齿表示他们对他的憎恨。他们把他关在第三科里，直到5月。我的侄儿本是一个可爱的孩子，自从患病以后，更是聪明，更惹人爱。这时候，这孩子快要死于肺病了。医生说他只有几天可活。亚历山大从来不曾向他的敌人求过一点恩惠，这次却请求他们许他回去，最后看他的孩子一眼。他恳求允许他回家待一小时，他以名誉担保：一小时后一定回来，再不然，请他们派人押送他去。但他们一概拒绝了。他们不愿放过这个报复的机会。

孩子死了。当通知我的哥哥他将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一个小城米努辛斯克后，我的嫂嫂又一次被逼到几乎发狂的地步。他将由两名宪兵押送坐大车去，他的妻子可以跟随他，但是不得和他同行。

他要求他们答复他：“至少请告诉我，我究竟犯了什么罪？”然而除了那封信以外，他并没有受任何其他指控。这种放逐未免过于专横，纯粹是第三科的报复行动，所以我们的亲戚都以为放逐期限至多不过数月。我的哥哥事后向内务大臣上书鸣冤。他所得到的答复却是内务大臣不能干涉宪兵总监的意志。他又向元老院上诉，也毫无结果。

几年以后，海伦姊姊自行上书沙皇。我们的堂兄狄米特里是沙皇的侍从武官，又是哈尔可夫省总督，在宫廷中颇得宠幸；他对第三科的这种举动也很愤慨，便亲自把我姊姊的请愿书呈给沙皇，同时说了几句好话。然而罗曼诺夫皇朝的遗传的报复心在亚历山大二世身上发展得极其厉害。他在请愿书上批了一句话：“让他在那里再住些时候。”我的哥哥在西伯利亚住了十二年，始终不曾回到俄国本部。

1874年夏季的无数拘捕以及警察对于我们团体的忽然变得凶猛的迫害，在俄国青年的思想中激起了深刻的变化。在此以前的流行思想乃是从工人，最后从农民中挑出一些人来把他们训练为社会主义鼓动者。然而如今工厂里到处都是密探，宣传家和工人一有动作即不免遭逮捕，终身流放到西伯利亚。因此一个新的形式，“到民间去”的大运动开始了，好几百男女青年抛弃了以前的那种小心谨慎，跑到乡间去，穿过城镇，走过乡村，鼓动民众起来革命，公开地散布小册子、歌曲和宣言。在我们的团体里这个夏天叫做“疯狂的夏季”。

宪兵们非常狼狈。他们没有那么多的人手捉每个宣传家，也没有那么多眼睛来侦察每个革命者。然而在这一次大搜捕中，被捕的不少于一千五百名，其中半数还被囚禁了若干年。

1875年夏季的一天，我忽然清楚地听得我的隔壁牢房里有高跟鞋的轻步声。几分钟以后，我又听到断续的谈话。一个女子的声音在牢房里说话，又有一个低沉的声音（当然是狱卒的声音）哼哼些什么作为回答。过后，我又听到上校的马刺声，他的急走声，咒骂狱卒声，最后又起了钥匙放入锁孔的声音。他说了几句话，那个女子便高声回答道：“我们并不曾谈话。我不过叫他招呼下级军官来罢了。”于是门便锁上了，我听见上校低声斥责狱卒。

这样看来，我不再是孤独的了。我有一个芳邻，她一到马上打破了此时以前士兵中间的那种森严的纪律。从这一日起，沉默了十五个月的要塞的墙壁便热闹起来了。四面八方都起了跺脚声：一，二，三，四，……十一下，二十四下，二十五下；停了一刻，又是三下，过后又接连不断地响了三十三下；这样反复响了许多次，直到后来，邻室的人才明白这就是说“Kto vy？”（你是谁？），原来V字是俄文的第三个字母，与其他欧洲文字不同。因此不久，大家都可以互相问讯了，不过谈话的方法略有改变，常用的是简化了的字母排列，即将俄文字母分为六行，每行容五个字母，用到一个字母时只须标出它在某行某格就够了。

使我非常高兴的是我发现朋友塞杜科夫在我的左邻，我不久就能和他谈各种事情，尤其是用我们自己的暗号叩壁通信时，我们更可以畅谈。这种交谈固然给我带来快乐，但同时也带来了痛苦。在我的牢房的下一层住着一个农民。塞杜科夫认识他，时常叩壁和他闲谈。我在工作时常常无意地有时甚至不由自主地去听他们的谈话。我自己也和他谈话。现在我才知道，如果无任何工作可做的单身禁锢对有知识的人是很苦的事，那么对一个习惯于体力劳动，无法长年累月读书的农人，更是苦不堪言了。我们的这个农民朋友觉得日子十分难过，他来这里之前曾在另一座监狱中差不多住了整整两年，罪名不过是听过社会主义者的讲演；因此他已经身心都垮了，不久我就发觉他的精神时时有点失常，这使我很觉恐怖。渐渐他的思想混乱日甚一日，我与塞杜科夫两人一天天地、一步步地证实他的理智逐渐消失，到了后来，他的谈话终于和疯人的完全一样。于是可怕的闹声与野兽似的叫号便从下一层的牢房里传来；我们的邻人发狂了。然而他依旧被囚在这个暗炮台里，过了几个月才被移送疯人院，从此他就永无出头之日了。在这种情况下，目击一个人的被毁灭，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我相信我的忠实的好友塞杜科夫确曾因此受很深的刺激。被囚禁了四年以后经法庭判决无罪释放出来，他便自杀了。

一天，我的牢房里忽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原来亚历山大二世的兄弟，尼古拉大公来视察要塞，就顺便来看我，只有他的一个侍从武官跟着他。他一进来就把门关上了。他急急走到我面前说，“你好，克鲁泡特金。”他本来认识我，所以他用好意的亲切的调子和我谈话，好像我们是老相识一般。“克鲁泡特金，你是一个侍从学校的军曹，像你这样身份的人怎么搅到了那里面，现在关在这可怕的暗炮台里呢？”

“每人有他自己的主见”，这是我的回答。

“主见！这么说，你的主见就是你要挑起一场革命了？”

我该怎样回答呢？说“是”吗？那么他们就会根据这个回答武断说，我在宪兵面前不肯答复问题，而在沙皇的兄弟面前“供认了一切”了。他的语调正和一个陆军学校总监要得到一个军官学生的“供认”时所用的语调差不多。然而我也不能说“不”，如果说“不”，就是在说谎了。我不知道应该怎样说才好，我茫然站着，不发一言。

“你看！如今你觉得不好意思了——”

这一句话激怒了我，我马上顶了一句：“我已经对预审推事回答过了，如今并不想多说一句。”

“然而克鲁泡特金，请你明白”，他用极其亲切的语气说，“我并不是像预审推事那样在和你谈话。我完全以私人的资格来和你说话——”他放低了声音又说一遍：“我完全以私人的资格。”

思想在我的头脑里旋风似的打转。我要演博沙侯爵这个角色吗？把俄国民间的疾苦、农民的破产、官吏的专横以及将会来临的饥馑之可怕一一告诉大公由他转达给沙皇吗？向他说我们想把农民救出现今的那种绝望的处境，使他们抬起头来——这样就能影响亚历山大二世吗？一个念头刚起，另一个念头又来，我这样地思索了许久，最后我终于对自己说：“决不！这是愚蠢的举动。他们早已完全知道了。他们是国民的敌人，这样的谈话决不会使他们回心转意。”

我回答说，他始终有着政府官员身份，我不能把他当作私人来看。

于是他又问我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你是不是在西伯利亚和十二月党人往来才生出这种思想呢？”

“不，我只认识一个十二月党人，而且和他从没有谈过重要的话。”

“那么这些思想是在圣彼得堡才有的吗？”

“我早就是如此，始终如一。”

“怎么！你在侍从学校里就是这样？”他惊恐地问。

“在侍从学校里我还是一个孩子，在年轻时不确定的东西到了成人时期便确定了。”

他又问了一些其他类似的问题，在他说话的时候，我明白看出了他的用意。他极力在引我“招供”，我能活龙活现地想象出他回去对他的哥哥说话时那种样子：“那些预审推事全是饭桶。他对他们一句话都不肯说，然而我和他谈了十分钟，他什么话都告诉我了。”我想到这一层便开始觉得讨厌，到了他对我说“你怎么能和那些人——农民、无名小卒等等发生关系呢？”这类的话，我就不客气地对他说：“我已经和你说过，我要说的话都已对预审推事说了。”他便猝然离开牢房走了。

后来狱卒的士兵们根据大公这次访问编出了一个离奇的故事。在我越狱时那个坐马车来接我的人戴一顶军帽，也有满颊的黄胡须，样子略有点像尼古拉大公。于是圣彼得堡卫戍部队的士兵中间就有了一个说法，说是大公亲自到狱里来救我，劫我出狱的。甚至在当时的报纸以及人名辞典上也造出了这样的无稽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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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移送拘留所——我患病——我入陆军医院——我的牢房——越狱计划——越狱——亡命国外

两年过去了。我的被捕的同志们有的死了，有的疯了，然而我们这案件的审判还没有人提起。

不到第二年年尾，我的健康开始恶化了。橡木凳子如今在我的手里变得沉重，五英里的散步对于我也是长得没有尽头。我们在要塞中的囚人约有六十个，而冬季的白天又很短，所以我们每人要隔两天才能到院子里散步二十分钟。我极力保持着我的精力，然而没有夏季的调剂的“北极过冬”方式打败了我。我从西伯利亚旅行归来，便带着败血病的轻微症状；如今在暗炮台的阴暗与潮湿中这些症状明显地发展了。监狱的灾祸已降临到我的头上。

1876年3月或4月，我们终于得着通知说，第三科的预审调查已经完结。我们的“案件”已移归法庭审理，因此我们也由要塞移送到法庭所属的监狱——拘留所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模范”监狱，新近模仿法比两国的监狱式样建筑的，共有四层小牢房，每间小牢房有一扇窗户，下临内院，又有一道小门通入铁造的阳台；每一层的阳台有一道铁梯与下层相通。

对于我的大部分的同志来说，迁移到这座监狱倒是件大好事。拘留所比要塞中更多生气；他们有更多的机会通信，会见亲戚，互相交谈。叩壁的事终日行之不断，并没有人来干涉；我居然用这种方法把巴黎公社的历史从头至尾地告诉我的一个邻室青年。不过这整整花了我一星期的功夫。

至于我的健康，却比在要塞中还要坏得多。我受不了这小小牢房里的沉闷的空气；这牢房小得出奇，从一角到另一角，只有四步的距离，暖气管一旦送热的时候，室内温度马上就由冰点前后的冷变到受不住的热。

在这小小的牢房里散步，转身的次数非常多，所以我只走了几分钟就头晕了。在高高的砖墙包围着的院子的一角，作十分钟的户外运动也不足以令我打起精神来。至于狱医，他甚至不愿听人“在他的监狱里”提起“败血病”这个名词，所以少提他为妙。

狱中当局允许我接受家里送来的食物，原来我有一个亲戚嫁给了一位律师，现在住在离法庭只有几户人家的地方，便由她给我送食物来。然而我的消化力已经很差，不久我就只能每天吃一小块面包，一两个鸡蛋。我的体力也迅速减退，人们都以为我只有几个月可活了。我的牢房在第二层，我每次在院子里散步归来，爬上楼梯，要休息两三次才行。我记得一个护送放风的年老的士兵有一次曾怜悯地指着我说：“可怜的人，你活不过这个夏天啦。”

我的亲属非常惊惶。海伦姊姊极力想把我保释出外，然而检察官宿平却带着讥刺的微笑对她说：“如果你给我带来医生的证明书说他会在十天以内死去，那么我就会释放他。”他看见我的姊姊倒在椅子上当着他的面哭出声来，心里非常得意。

然而我的姊姊终于达到了她的一部分目的：当局答应派一个好医生到监狱里来给我诊病。果然圣彼得堡卫戍部队医院的主任医官来了。这是一个轩昂而聪明的老将军，他极其仔细认真地给我诊察了一番，结果断定我并没有器官方面的病，不过缺乏血液的氧化作用而已。他又说：“你需要的只是空气。”他站着迟疑了一会，过后便毅然决然地说：“多说没有用，你不能再住在这里；一定要移到别处去。”

十多天以后，我便被移送到陆军医院去了。这医院在圣彼得堡郊区，并且还有一个特别的小监狱，容纳那些在等候审判期间患病的官兵。以前我的同志中有两人在医生证明他们不久即将死于肺病时曾被移送到这医院里来。

在医院里，我的健康立刻开始恢复了。我住在楼下一间宽敞的屋子里，近旁就是卫兵的房间。我的房里有一扇向南开的铁格子的大窗，窗外是一条窄狭的林荫路，有两排树木。过了林荫路便是一片空地，那里正有两百个木匠在修建小木屋，准备给患伤寒病的人作隔离病室。每晚他们要拿一小时左右的时间来合唱，这种合唱队只有在规模大的木匠公会里才会有。一个卫兵在林荫路上来往不息，他的岗亭正和我的房间相对。

我的窗户整天开着，我尽量沐浴在我好久不曾享受到的阳光里。我畅开胸膛呼吸着5月里的芬芳的空气，我的健康很快恢复过来——我开始觉得恢复得太快了。我不久也就能消化比较容易消化的食物，恢复了体力。以前我看到自己无法写完我的著作的第二卷，我便写了一篇第二卷的梗概，附刊在第一卷后面；现在我便以新生的精力重新来写第二卷。

在要塞中的时候，我听见一个曾在这里住过的同志说，到了这里要越狱是不难的。我一到这里便设法把消息告诉给我的朋友们。然而事实证明：在这里越狱并不如我想象中那么容易。我受的监视之严密乃是从前不曾听到过的。过道中的卫兵就站在我的房门口，从不许我离开房门一步。那些偶尔走进我的房间来的医院勤务兵和军官好像生怕在这里多留一两分钟似的。

我的朋友们作了种种策划来解救我——有些策划非常有趣。例如，有人主张我先把窗户的铁格子锯断，等在一个雨夜，林荫路上的那个卫兵在他的岗亭里打盹的时候，我的两个朋友便从后面溜过去推倒岗亭，把卫兵压在里面，像捉陷在笼里的老鼠一般地把他捉住而并不伤害他。同时我便从窗里跳出来。然而无意间却来了一个更好的方法。

有一天，一个勤务兵偷偷地对我说：“去要求他们允许你出去散步吧。”我果然这样做了。医生也帮我要求，结果每天下午四点钟，我可以在监狱院子里散步一小时。散步的时候我应该穿着病人穿的绿色法兰绒长袍，不过我的长靴、上衣、外裤每天都交给我用。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第一次散步。我被带出来的时候，我看见前面便是一块整整有三百步长两百步宽的草地。大门开着，我可以看见街道、对面的医院的巨大建筑以及街中过往的行人。我痴立在这病监门前石阶上，看到了院子和那道大门，我一时间简直不能举步了。

我们这个病监是在院子的一端，这是一个长方形建筑物，约有一百五十步长，每一端各有一个岗亭。那两个卫兵在这建筑物前面终日踱来踱去，已经在草地上踏出了一条小路。我便只能沿着这条小路散步，而那两个卫兵照常踱来踱去——所以他们两人与我的距离超不出十步至十五步。三个医院勤务兵坐在门前石阶上。

在这个宽大的院子的另一头，即在病监的对面的一头，有十二个农民从十二辆马车里卸下木柴来沿墙堆着。一道厚木板做成的高篱笆围着这个院子。大门开着，以便马车出入。这开着的门很使我动心。我自语道：“我千万不能老瞪着它”；然而我时时都在看它。等我被带进我的牢房的时候，我马上就把这个可喜的消息报告给我的朋友。我用抖得厉害的手写信，写出来的几乎是认不出来的记号了。“我觉得几乎用不了暗号了。自由的逼近使我欢喜得连手也抖个不停，好像患着热病似的。今天他们把我带到院子里散步。大门开着，近旁并无卫兵。我可以从这个无防守的门逃走，监视我的卫兵肯定捉不到我。”我又谈越狱的计划：“请一位女士乘一部无篷马车到医院。她到后便下车，让马车在街中离院子的大门约有五十步的地方等她。我在下午四点钟被带到院子里来的时候，我要把帽子拿在手中走一会，有人经过大门一见这便知道这是表示‘狱中一切顺利’的信号。于是你们就回我一个信号表示：‘街道畅通’，没有这个信号我不会动作。只要走出了大门，我决不能让他们再捉住。你们的信号只可以用光或声表示。马车夫可以发出一道闪光作信号——例如他的漆帽可以使阳光反射在这时本是阴暗的医院墙壁上。最好还是用唱歌作信号，要是街道畅通，歌声便可不歇，不过这要等到你们占据了我在院子里望得见的那所灰色小平房，从窗里给我发了信号时才行。卫兵追捕我时走的一定是曲线，像猎犬赶兔子一般，而我逃跑时却要走直线，我一定会比他快五步乃至十步的光景。一到了街上，我便跳进马车打起马飞跑。如果卫兵放枪——唉，那是没有办法的事。这是我们预见不到的；再说，与其必死于狱中，不如拼死冒一次险。”

也有人提出不同的计划，然而这个计划终于被采纳了。我们的团体便着手进行；有些从来不认识我的人也来尽力，好像这是援救他们最亲爱的兄弟一般。不过这一企图也遇着种种困难，时间又过得非常之快。我努力写作，常常写到深夜；可是我的健康增进的程度也很令人吃惊。我第一次被带进院子里，我只能像乌龟一般慢慢地在小路上爬动；如今我却觉得我可以跑了。自然我依旧走着龟步，因为恐怕卫兵看出来，以后不许我散步了，不过我生性的活泼随时都会泄露出来。同时，我的同志们征集了二十多人来办这件事，要找一匹好马和一个熟练的马车夫，还要对付种种免不了的临时的困难。单是准备就差不多花了一个月工夫，我时刻害怕会被送回拘留所去。

我的越狱日期后来到底决定了。旧历6月29日乃是圣彼得与圣保罗的节日。我的朋友们要给他们的企图涂上一点感情色彩，打算在这一天救我出狱。他们传消息给我说，他们得着我的“狱内一切顺利”的信号以后，便放上一个小孩玩的红色气球向我表示“狱外一切顺利”。马车随即驶来，同时他们便唱一首歌使我知道街上畅通无阻。

在6月29日这天，我照例在午后四点钟到了院子里，我把帽子揭下来，等候气球上升。然而看不见任何这类东西。半小时过去了，我听得街中马车声；我又听得一个我所不熟悉的男子的歌声，然而我看不见气球的影子。

散步的时间过去了，我心灰意冷地回到我的房间。我对自己说，“一定出了什么事”。

原来这天发生了一个小小的障碍。在圣彼得堡外客商场附近，平日总有几百个这种小孩玩的气球发售。独于这天早晨没有；一个气球也找不到。后来从一个小孩手中找到一个，却是旧的，又飞不起来。我的朋友们便跑到一家科学仪器店里买了一个制造氢气的器具，拿回去把球里灌满了氢气；然而也没有用，因为氢气还没有干燥。他们看见时间已经迫近，便叫一位女士把气球系在她的伞上，要她高高地举起伞，在我们的院子的高墙外面徘徊；然而我一点也看不见——墙太高，而这位女士的身材太矮。

然而实际上这个意外却是万幸。我虽然因此焦急了许多小时，但我获得了我的安全。当我的散步时间一过，我的友人的马车便向着预定我越狱后走的路线而去，却在一条窄狭的街道中被十二、三辆给医院送木柴来的马车拦住。各车的马无秩序地聚在街中，有的在左，有的在右，朋友的马车只得慢慢地穿过它们走去；在转弯的时候它便完全不能通过了。如果我在车里的话，我们必定会被捕获。

于是我的朋友们又把计划大大加以修正；这一次，在我逃出后所必经的各条街道，沿街遍设步哨，以便观察街中是否通行无阻。从医院到几英里开外，沿路都有我的同志们放哨。一个同志手里拿一方手帕在街上蹓跶，看见送木柴的车子走近，便把手帕放进衣袋里；另一个同志坐在石头上吃樱桃，看见车子走近便停食，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一切信号沿街传递，一直传到朋友的马车。我的朋友又把我在院子里可以看到的灰色平房租下了，一个提琴师手里拿着提琴站在这小屋的一面开着的窗户前，准备“街道通行无阻”的信号一到便奏起提琴来。

这个计划决定在第2日实行。再要延迟便会有危险。事实上，我的友人的马车已经引起了医院中人的注意，而且一定有什么可疑的事传到了当局耳里，因为在我逃走的前一夜，我曾经听得巡查官问那一个站在我窗户对面的卫兵道：“你的子弹夹在哪儿？”那个卫兵伸手在子弹袋中摸取，样子很笨拙，而且花了两分多钟的时间，巡查官便怒骂了几句：“难道没有告诉你们：今夜要放四个子弹夹在你的外衣口袋里？”他站在卫兵身边，等到卫兵放了四个子弹夹在衣袋里才走，临行还嘱咐道：“小心看守！”

关于信号的新布置得马上通知我才行。所以第二天下午两点钟光景，一位女士（她是我的一个近亲）便到病监里来要求送一只表给我。凡送到监狱里来的东西不论大小都得经过检察官的手。不过这只是一只表，又没有盒子，所以就直接给我送来了。其实表里却有一封暗号短信，写着我的全部越狱计划。我读着这封信不禁战抖起来，我佩服这位女士的大胆。她自己也是一个被警察追缉的政治犯，而且只要有人把表盖揭开，她便会当场被捕。然而我却看到她安静地离开病监，沿着林荫路慢慢走了。

我在四点钟照常出去散步，我发出了“狱中一切顺利”的信号。我听得马车的声音，几分钟以后，灰色平房中的提琴声便传到院子里来了。然而我那时正在这个建筑物的另一头。等我走回到近大门的一头时（离大门约有一百步光景），卫兵正走到我的身后。我想“再走一个来回罢”——然而还不曾走到这条小路的远的一头时，提琴声忽然停止了。

我心里异常焦急，过了一刻钟，我才明白提琴声中断的原因。于是十二辆满载木柴的马车进来了，向着院子的另一头而行。

马上琴声大作，奏起一曲康茨基的激昂的玛祖卡舞曲，好像在说：“时候到了，快向前面跑罢。”（我必须要说这位提琴师真是好样儿的。）我慢慢向着近门一头移动，生怕我还不曾走到那里，提琴声就中断了。

我一到了那里，向四周一看。卫兵站在我的后面，离我有五六步的光景，他的身子正朝着另一头。“此时不逃，更待何时？”我记得这个思想在我的脑里闪过。我甩掉绿色长袍，动身向大门跑去。

我接连花了许多天的功夫练习怎样可以把那件累赘的长得没法量的袍子马上甩掉。由于长，我只得撩起长袍的下面一部分搁在左臂上，像太太们提她们的骑马装的裙裾那样。随我怎么办，总是不能用一个动作脱掉它。我又把腋下的线缝拆开，这也没有用。于是我决定练熟用两个动作甩掉长袍：第一个动作是让长袍从两臂脱去；第二个动作使长袍脱落到地板上。我在我的房间里耐心练习，直到后来我能做得像士兵摆弄他们的枪支那样干净利落。“一，二，”长袍便落在地上了。

我不十分相信我的精力，起初慢慢地跑，以期节省我的体力。然而我刚刚走了几步，在院子另一头堆柴的农民便叫起来：“他逃啦！截住他！抓住他！”他们急忙跑过来，想在大门口截住我。于是我只得拼命跑了。我只想着奔跑——连那些运柴的大车子在大门口压成的坑，也不去管它们了。跑！跑！使足劲儿跑！

那些在灰色平房中目击这情景的朋友们后来告诉我说，卫兵在后面狂追，那三个坐在病监的石阶上的勤务兵跟着他跑。卫兵离我很近，他以为一定可以抓住我。他屡屡把枪向前送，想拿刺刀刺伤我。有一阵，我的朋友们真以为他把我捉住了。他很有把握，以为一定可以这样截住我，所以不曾开枪。然而我依旧保持着那样的距离，一到了大门口，他便不得不放弃了。

一旦平安地跑出了大门，我看见马车里坐着一个头戴军帽身穿便服的人，这使我吓了一跳。他坐在车里并不掉头看我。“我被出卖了！”这就是我的第一个思想。我记得同志们在他们的最后一次信中曾写道：“你一旦到了街上，千万不可回头，在必需的时候会有同志来卫护你”，所以我不打算冒昧地跳进马车，怕那里面坐的是一个敌人。然而我走近马车时，我便看见里面的那个人有满颊的黄须，好像是我的一个好友。他不是我们的团体里的人，但是我们两人的交谊颇深，我屡屡看见他表现出令人叹服的勇气；一旦遇着危险，他的体力突然变得像大力士一样。“为什么他会在这里？这是可能的吗？”我这样想，正要叫他的名字，又及时缩了回去，开始一面跑，一面拍着手掌引起他的注意。他掉过脸看我——这下我知道他是谁了。

“快跳进来，快！”他用一种可怕的声音向我叫道，手里握着一支手枪，实弹待发，一面对马车夫叫：“快跑，快跑！否则我打死你！”这匹马是赛马场中的名驹，特地买来预备我逃走时用的。于是它便向前飞跑了。后面起了许多人的叫声：“拦住他！截住他！”这时候，我的朋友又帮助我穿上一件体面的外套。戴上一顶高帽。

其实，真正的危险与其说在于追捕的人，不如说在于医院门前站岗的士兵，他的岗位差不多和我朋友的马车停的地点相对。他只要向前跑几步，就可以阻止我跳进马车；再不，可以拉住我的马。因此事先我们派了一个同志去和他谈话，使他分心。这个朋友非常成功。他知道这个士兵在医院实验室中服务过，便和他谈论科学上的事，说起显微镜以及在显微镜里看见的种种奇异的东西。谈到人体中的某种寄生虫时，他问士兵道：“你看见过它有一条很大的尾巴吗？”——“什么，一条尾巴？”——“是，它有一条尾巴；在显微镜下面看起来有这么大。”——“别来你的这一套！”士兵反驳说。我的朋友便说：“我比你知道得清楚。我在显微镜里注意看的第一件东西就是它。”

我跑过他们面前跳进马车时，他们正谈得津津有味。这好像是编造出来的，然而却是事实。

马车急转入一条窄巷里，在病监院子的墙外走过，墙内本有农民在那里堆木柴，然而现在都跑出来追我了。这一个弯转得太急，几乎把车子翻倒在地上，我马上向内一偏，把我的朋友拉向我的身边；这一来就把车子侧回了。

我们跑出小巷便向左转。两个宪兵站在一家大酒店的门口，看见我的朋友戴着军帽便向他行军礼。我的朋友仍然异常兴奋，我便向他说：“安静，安静！一切顺利；你看宪兵给我们行礼！”马车夫这时候也掉头看我，快乐地微笑，我认得他也是我的朋友。

当我们的名马拉着车子飞跑时，到处可以看见朋友们，他们或向我们睐眼示意，或祝我们平安。我们走入涅瓦大街，随后又转入一条侧路，停在一家门前，把马车夫打发走了。我急忙跑上楼去，到了上面便投入我的嫂嫂的怀里，她在这里等着我，等得心焦万分。这时她啼笑皆作，催促我快快更衣，剪短我的显眼的胡须。十分钟以后，我的朋友和我两人便离开这屋子，另雇了一部马车。

这时病监卫兵队长和医院的勤务兵都冲到街上来，一时拿不定主意该采取什么行动。附近一英里内没有一部马车，都被我的朋友们雇去了。人丛中有一老农妇比众人聪明得多。她好像在自言自语地说：“他们准保要走涅瓦大街，只要有人沿着那条直通涅瓦大街的巷子跑去，免不了会给逮住。”她的话不错，队长跑到近旁的马车站去，要管理人把马借给他们，好差人去涅瓦大街截留我们。然而管理人坚持不肯放走他们的马，队长也没有用武力相迫。

至于居于灰色平房的提琴师和女士，他们跑出来，混在那个老农妇周围的人丛中，他们听她说话，等到人群散去时，他们也从容地去了。

这是一个晴明的下午。我们驱车往岛上去，原来圣彼得堡贵族在明媚的春日照例要到岛上去观落日。途中在一条僻远的街上，我们停车进一家理发店，把我的胡须完全剃去。这自然使我的容貌改观，但也变不了多少。我们驱车在岛上无目的地往来不息；我们的住处要到黄昏后才可以去，现在不知去什么地方好。我问我的朋友道：“我们这时候干些什么呢？”他也在考虑这个问题。突然间，他向马车夫说：“到多能去。”多能乃是圣彼得堡最阔的饭店。他从容地说：“没有人会想到到多能去找你的。他们会在其他一切地方搜寻你，但决不会上那里去。我们可以在那里吃晚餐，还要喝酒庆祝你的越狱成功。”

对于这样合理的提议，我还有什么话可答呢？于是我们便去多能，走过灯烛辉煌、顾客满座的厅堂，拣了一个单间，在那里度过一个黄昏，等到预定的时间才出去。我最初停留和嫂嫂会面的房屋在我们去后不到两小时便遭搜查，几乎所有我们的朋友的住处都被搜查过。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去搜查多能。

我在两天以后要去我的朋友们替我租下的房屋，用一张假护照在那里居住。然而那位要乘马车与我同去的女友却谨慎行事，决定由她一个人先去看一看。在那里四下里都是密探。来问候我的朋友们又是非常之多，已经引起了警察们的疑心。加以我的像片又被第三科翻印了几百张，在警察与防军中间散发。所有认得我的面貌的密探便在街上四处找寻我。而那些不认识我的密探也有那些在我的监禁期间见过我的卫兵与狱卒同行帮忙。沙皇也大为震怒，以为在青天白日之下，这样的越狱事件居然发生在他的首都，未免太不成话，他下了命令：“务必将其捕获”。

我决难在圣彼得堡城里住下去，便藏匿在附近的乡间。我和五六个朋友住在当时圣彼得堡人常去野游的一个乡村里。随后我们议定我暂时去国外。然而我们从外国报纸上知道所有边境车站以及波罗的海各省与芬兰的铁道终点站都密布着认识我的面貌的密探。所以我决定走一条别人不大会想到的路线。我带着一个朋友的护照，由另一个朋友陪伴着，越过了芬兰，再往北走到波斯尼亚海湾上的一个僻远的港口，从那里进入瑞典。

我上了轮船，在快开船的时候，那个伴我越过国境的朋友才把圣彼得堡的消息告诉我，原来我们的朋友嘱咐过他，叫他不要使我在此之前知道。海伦姊姊被捕了，哥哥的小姨也被捕了，因为她在我的哥哥嫂嫂去西伯利亚一个月以后曾到监狱里看过我一次。

我的姊姊关于我准备越狱的事毫不知情。只是在我逃出以后，才有一个朋友跑去把这个喜讯向她报告。她力辩她的无辜，但没有用：“宪兵终于把她抓走，留下她的孩子。她被监禁了两个星期。至于哥哥的小姨，她隐约知道有人在策划这类尝试，但完全不曾参加。当局只要略有一点常识就该知道一个正式到监狱里来探望过我的人决不会牵连在这种事件中的。然而她也被囚禁了两个多月。她的丈夫是一个著名律师，极力运动把她释放出来，但宪兵军官却对他说：“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她与越狱事件毫无关系；不过我们在逮捕她的那一天曾报告皇上说，主谋策划越狱的人已经被捕。所以现在要再等一些时候，以便皇上明白过来，她不是真正罪人，才好释放她。”

我在瑞典并不停留，便去克利斯蒂安尼遏，在那里耽搁了几天等候开往赫尔的轮船，同时搜集关于挪威国会中的农民党的材料。

上轮船的时候，我心里焦急地自问道：“这只船挂的是哪一国国旗？——挪威，德国，还是英国？”我抬头看见了英国国旗高挂在船尾。这一面旗帜不知道保护了多少俄国、法国、意大利、匈牙利以及全世界的亡命者，使他们有一个立足之地，好进行他们的伟大的工作。我望着这一面旗帜，不能不从心底里对它表示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