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宋朝・司马光【3】南北殊途

新旧两党的出身截然相反：旧党基本是北方人，新党则绝大多数来自南方。

把新党的大员赶出朝廷容易，要把南方人全赶出朝廷则难得多。南北之争在旧党主持的朝局中，依然在持续上演。

治理黄河这件事最能说明问题。

神宗初年坚持引河东流之后，没过几年黄河再次大决口，继续恢复北流。神宗后期忙于和西夏作战，顾不上大兴河工。等旧党上台之后，先是废除新法，同时又与西夏交好，逐步腾出手来，准备再一次治治黄河。

这次的朝议不像神宗初年那样一边倒地主张东流，而是形成了两大对立的派别：北流派和东流派。原本弱小的北流派因为引河东流的尝试一次次失败，声量日增月长。到元祐三年（1088年）六月，核心领导层在这个问题上彻底分裂。地位最高的老宰相文彦博、吕公著、左相吕大防、枢密院长官安焘都主张引河东流；右相范纯仁和负责日常行政事务的尚书左、右丞王存、胡宗愈都主张由河北流。

反对北流的逻辑主要有三条：堵塞运河、淹没良田、拱手让出黄河天险。当时负责财政的苏辙认为这三条都非常荒谬。河北地区的运河经由这几十年的黄河频繁改道早就堵塞了，就算引河东流，运河也不会自动通畅。至于淹没良田，黄河北流已近十年，虽然淹没了河北的良田，可却空出了原本东流故道附近的土地供人耕种，只能算利害参半。而认为黄河北流的趋势不改，日后会流入辽国境内，把黄河天险让给辽人，便于对方进攻中原，更是无稽之谈。辽国的地势高于北宋，水往低处流，怎会逆势流入辽境？

苏辙预言黄河终将北流，他的观点现在看来非常有力，但朝堂上争论了近一年，最后并没有听从他的意见，还是决定引河东流。花了三年时间，又一次把黄河导归东流。

在这场争议中，官员们的立场和他们的南北方出身准确对应。

主张东流的文彦博、吕大防、安焘都是北方人，力主北流的范纯仁、王存、胡宗愈、苏辙，都是南方人。

当时北方和南方的风气很不一样。《宋史·地理志》提到北方民俗，用的都是“重礼义”、“质厚少文”、“刚悍朴直”之类的词，说这里的百姓很守规矩、老实、直率，不玩虚头八脑的花招。而讲到南方，用的词则是“性柔慧”、“性轻扬”、“尤好争讼”、“尚奢靡”、“多不合礼”，说那里的老百姓性格张扬，爱耍小聪明、搞事情，纵欲无节制。

这是很典型的农耕本位视角。北方地区是黄河、淮河冲击出来的大片平原，宜于农耕，社会的理想人格就是本分老实地种田、自给自足、遵守传统礼教、服从长幼尊卑之序。这里传统上是王朝的政治中心所在，当地的价值观也长期是中原帝国的主流价值观。

与北方的“大一统”不同，南方的农耕条件是碎片化的。长江中下游平原的面积远不如华北平原，其他如浙江、福建、两广等地，更是遍布山地丘陵。因为土地被自然分割得较碎，因而很多时候，通商贸易便比自给自足来得更高效实惠。

加上南方气候较暖，一年能种两轮稻谷，单位面积能养活更多人口。地少人多，地里容不下的人就成为社会上的自由劳动力，这也使得非农经济的从业人数快速增长。而不种地的工作大多是服务业，需要比较多地和人、钱打交道，那当然就得设法掌握市场消息，要灵活机变，要动脑筋。

东南每年仅水路就要向首都运送稻米600万石，相当于全国一年田租的四分之一。如果计算非粮产出，南方各路一年上供的钱物占到全国总额的85%，可谓朝廷的衣食父母。看过《王安石》篇的读者想必还记得，北宋最大的铜矿也在南方，在广东韶州。

然而这些掌握财政命脉的省份，却长期以来未能拥有与之相称的政治地位。

根据统计，北宋前期的宰相中，北方占绝对优势；到宋仁宗庆历新政之后，南、北基本对半开；直到王安石变法之后，南方才开始占据优势。

王安石以理财为“道义”，实际上是在推广南方人的思维方式，推广符合南方人观念的利益分配模式。而司马光讲求“义”而反对“利”，实际上是要维护既有的秩序，维护北方模式一如既往的领导。

以司马光为旗帜的旧党执政之后，朝廷中的北人又开始扳回局面。基于南北冲突的底层逻辑，很容易预料，旧党主政后要维护北方模式，决策层中的南方人将会被一一清除出局。元祐四年春夏，就在朝廷定策东流的前几个月，范纯仁、胡宗愈、王存皆被罢官外放。

同样可以预料的是，南升北降的大趋势不会因为这些小小的搓跌而改变。仅仅过了四年，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原本被罢黜的新法派官员便陆续回任，南方人重新成为政坛的主导力量，直至宋亡。

在一个庞大的帝国之中，内部发展不均衡、区域理念互相冲撞，是很正常的。比较近的案例就是美国的南北战争，最终通过几十万人流血牺牲的代价才得到一个暂时的化解。宋朝经由不流血的变法就完成了政治理念的更革和政治版图的重塑，应该承认，成本是比较低的。

只不过，在这个更革重塑的过程中，仍然大有可以优化的空间。无论司马光还有王安石，尽管都还惦记着要实事求是，可根子上都想强行用一套政策来抹平不均衡，因而做了许多粗糙、过头的事情。这是新旧党争中最值得引为教训的地方。

以免役法为例，这本是司马光自己的主张。在王安石变法之前，他就提出了改差役为募役、免除农民衙前重役的主张。道理很简单，帮官家做事需要头脑灵活，而农民比较老实，让他们多服役，就是让他们多吃亏。

可是司马光虽然主张募役，却不主张像王安石那样收取免役钱。他想要募役的好处，却一文钱也不想出。到他主持朝政的时候，甚至提议如果老百姓怕麻烦不想承担差役，可以自己花钱去募人代役。

实际上，在商业发达的南方，花钱自己找人代役的情况早已相当普遍。这也是南方很轻易就接受王安石新法的原因。原本自己出钱还要到处找人，现在只管交钱就行，其他全不用管，直接交给公家，省心省力。而对官府来说，采用新法之后雇来的差役没有农活等其他顾虑，能够更专心地工作，效率明显提升，整体的服役人数较以前使用差役法时少了三分之一，有效利用了自由劳动力，对农业劳动力的骚扰则少了很多，可谓公私两便。

但在北方，商业贸易远不如南方发达，非农人口数量又比南方少得多，和花钱雇役相比，老百姓还是偏好自己亲自去服劳役。北方百姓并不是真的喜欢亲自服役。对于本就不擅长算术的当地人而言，衙前重役是件辛苦事，可再辛苦也比到市场上去搞钱、找人来得容易。在这里募役法不仅做不到公私两便，反而让双方都受害。

王安石和司马光未必意识不到问题，只不过实事求是要比一条道走到黑难多了。当先王之道已经被提前当作神主牌供在那里的时候，承认自己的路线有偏差、需要根据事实调整，那就等于杀自己的威风、抹消自己执政的权威性与合法性。

退一万步说，假使王安石和司马光达成一致，抛下成见愿意具体切实地分析问题，他们也会发现有些问题根本没法通过分析来解决。

就比如前面讲的黄河导流。对于南方人来说，黄河只是一个名词，治河方案选成本低、可行性高的那个就好了，任由大河顺着地势北流明摆着是优先选择。然而对北方人而言，黄河是中原大地的母亲河，黄河如果背离已经流淌了千年的东流故道，那对整个中原的秩序将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也会大大增加朝局未来的不确定性，所以他们才会坚持东流方案。

根本上的利益与文化差异，使得治河决策始终无法达成一致。利用极端化的口号标签化攻击持异议的同僚，这很容易；而兼顾各方的利益和观念则困难得多。可在儒家政治学中，这又是必须做到的事情，因为领导者得替天下万民的利益服务。

如此，就必须得有一套能够协调不同利益族群的机制。相关各方需要就评估各自利益与国家整体利益的机制达成基本共识，在这个共识基础上制定和调整再分配的具体方案。

难就难在这个共识上。

现代社会处理这类问题的基本共识叫作“效用主义”（utilitarianism），也就是把政策产生的社会效用量化评估出一个结果，然后根据效用高低来做取舍。这种做法当然有它的限度，比如类似社会最大福利、幸福感之类的指标很难确切量化，但至少提供了一个可以共同深入讨论的基础。

可惜的是，在司马光的时代，北方人普遍都很讨厌量化计算，这无法成为他们的选项。尽管司马光意识到王安石的教训，试图调和新旧，避免一言堂，可文化上的先天差异使得这一努力成果有限，因为旧党“自己人”就不买账。

最后司马光选择的统治方式，还是和王安石一样，仰赖奖惩之术。他虽不愿意用利益引诱人们，在原则上反对追逐利益，可使用的治国之术仍不出奖惩的范围。他终身奉行的治国方略是六个字：“官人、信赏、必罚”，意思是选对的人做官、该赏的一定要赏、该罚的一定要罚。

治国有很多种措施，而历史先后选择了治术雷同的王安石和司马光，这很难说是巧合。奖善罚恶的逻辑很容易分清敌我，虽然不免误伤，但具有很强的动员力。当社会缺少能够把大伙儿聚拢起来的共识的时候，拉拢一批人去攻击另一批人，“打倒你、我来干”，就成了保护自己利益和理念的有效方式。然而即使打着的是最正大光明的“道义”的旗号，最终却会走向反智、会撕裂社会、会伤害整个社会的更大利益。

王安石去世后不到半年，司马光也积劳病逝。他生前坚持罢黜的新法，在八年后陆续遭到恢复。他本人被剥夺赠谥，御赐的“忠清粹德”石碑也遭推倒。

十三年过后，大宋朝引河东流的努力再次失败，黄河又一次北流。

看到自己预言成真的苏辙，此时已经被贬出朝廷、赶去遥远的广东。人到暮年，他或许偶尔还会想起二十多年前，大河上一次北流时自己写的诗：“黄河东注竭昆仑，巨野横流入州县。民事萧条委浊流，扁舟出入随奔电。”

黄河倾尽了昆仑之水向东奔涌，在河北巨野郡的地界泛滥横流。老百姓生计萧条，衣食饱暖全由这滚滚浊流说了算，偶有舟船在激流中出没，稍纵即逝，危险万状。

危险的不止是黄河，还有义利殊途、无法形成共识的大宋朝。

▲ 黄河改道示意图

▲ 清宫殿藏画本之司马光像